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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日报5月29日电（记者 赵旭）古埃及与古中国，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的四大文明古国里(lǐ)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文明，宛如(wǎnrú)两颗并峙的巨星，照亮(zhàoliàng)了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天空。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《金字塔之巅(zhīdiān)：古埃及文明》自去年7月开幕以来，参观人数已超过200万，创下了全球(quánqiú)单一票务文物展览(zhǎnlǎn)的最高观展纪录。其中近七成(qīchéng)观众来自上海以外，多数专程前来一睹展览风采。 上海博物馆(shànghǎibówùguǎn) ”金字塔之巅：古埃及文明大展” 现场（高尔强 摄(shè)） “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(hàoqí)，而是一种渴望(kěwàng)——渴望了解一个与我们同样古老、同样辉煌的文明。”策展人之一薛江如是说。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，埃及(āijí)与中国常被并提——无论是艺术的深邃与成熟，还是它们所体现(tǐxiàn)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。” 古埃及艺术所达到的高度，深深触动了(le)中国观众。古埃及艺术充盈着象征性，承载着宗教信仰与哲思追求，中国古代艺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(rú)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商周青铜器，铸工精妙，纹饰繁复却不失灵性，体现出礼制(lǐzhì)体系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(tǒngyī)。 东周青铜重器物秦公镈(bó)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“两个文明(wénmíng)皆诞生于大河(dàhé)之畔——尼罗河，以及黄河与(yǔ)长江。正是这些大河孕育了各自的农耕文明，塑造了各自的文化，激发了人与自然之间深刻而持久的联结。”薛江说。 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(de)尼罗河 尼罗河每年在夏季发生规律性的(de)泛滥，主要源于其(qí)上游地区，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强降雨(qiángjiàngyǔ)。这些(zhèxiē)雨水汇入尼罗河的支流——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，携带大量泥沙顺流而下。当洪水(hóngshuǐ)涌入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平原时，河水漫过河岸，淹没大片土地。随着洪水逐渐退去，泥沙随水流沉积在河谷两岸，形成一层厚厚的黑色淤泥。这种淤泥被称为(chēngwéi)“黑土(hēitǔ)”，富含矿物质、有机质和氮、磷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，使土地极其肥沃。正是这种“黑土”使得尼罗河流域(liúyù)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之一，也因此，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“凯末特”（Kemet），意为“黑土地(hēitǔdì)”，与“红土地”（Deshret，指周围贫瘠的沙漠）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自然现象(xiànxiàng)不仅支撑了(le)古埃及文明(wénmíng)的农业经济，也深深影响了其文化、宗教和对自然的认知。 相较之下，黄河性情多变，自古(zìgǔ)被称为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，即容易淤积、容易决口、容易改道。黄河流域土质疏松，尤其是在中游黄土高原地区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泥沙(níshā)含量极高。每次(cì)洪水过后，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，使黄河河道不断抬高(táigāo)，形成“地上悬河”。因此，黄河泛滥(fànlàn)极为频繁(pínfán)，历史上重大水患超过1500次，甚至多次改道入海，对沿岸百姓造成巨大灾难。 面对这一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的(de)自然(zìrán)挑战，中国古人并非一味征服、强控，而是发展(fāzhǎn)出一套“因势利导、疏导为主”的治水智慧。从大禹“导水归海”开始，中国就形成了“疏而不堵”“通而不塞”的治河理念，讲究顺应自然、水随地势。西汉时期的贾让提出“深沟高堤(gāodī)”与“分洪减灾”策略，北宋水利家(jiā)潘季驯则强调“束水攻沙”，主张用堤防(dīfáng)约束水流以增加冲刷力，减少淤积(yūjī)，体现出技术与自然的精妙结合。 黄河治理也催生出庞大的社会动员(dòngyuán)系统(xìtǒng)，如都江堰与引黄灌溉(guàngài)体系，不仅服务农业，还反映出古代中国“天人合一”“政通水利”的世界观。这种治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，既体现了“民为邦本(mínwèibāngběn)”的政治哲学，也体现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(shí)，中国人长期积累的韧性与智慧。 因此，尽管黄河与尼罗河在水文特性上迥异，但它们都塑造(sùzào)了两大古文明共同的信念：人应敬畏自然、顺应自然，通过理解其节律(jiélǜ)与循环，实现可持续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延续(yánxù)。 “两个文明都强调对立统一——光明与(yǔ)黑暗、秩序与混沌、天与地(tiānyǔdì)之间的平衡。”薛江(xuējiāng)指出。在中国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先秦儒家经典《易经》中。 “对立统一”是(shì)《易经》的(de)核心哲学之一，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阴与阳的互动关系。《易经》认为，世界万物皆由“阴阳(yīnyáng)”这两个相反而又互补的基本力量构成。阴与阳既相对(xiāngduì)立，又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，这种动态(dòngtài)的、流动的统一构成了宇宙运行与生命演化的根本法则。 《易经》强调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“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”，即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，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。这(zhè)体现(tǐxiàn)出“物极必反”的哲理(zhélǐ)，这与西方强调“对抗性”的二元对立是很不同的、 在古埃及，对立统一的理念则融于神话(shénhuà)之中。象征生命(shēngmìng)、再生、农业与秩序的奥西里斯（Osiris）死后成为冥界之神，而象征沙漠、暴力、混乱和毁灭的赛特（Seth）是奥西里斯的兄弟(xiōngdì)和对手。神话中，赛特杀死奥西里斯，使(shǐ)世界陷入(xiànrù)混乱。但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（Horus）与赛特斗争并最终胜利，恢复了秩序。这一冲突-恢复的过程体现了自然的周期：死亡(sǐwáng)-重生、干旱-丰收的循环逻辑，与阴阳的转化非常相似(xiāngsì)。 值得注意的是：荷鲁斯虽然最终(zuìzhōng)战胜了赛特(sàitè)，并成为埃及合法的统治者。但在大多数神话版本中，荷鲁斯并没有杀死(shāsǐ)赛特：赛特被制服，要么被流放，要么被迫在太阳神拉的太阳船上服役，每晚帮助对抗混沌之蛇阿佩普（Apep）。这代表着玛(mǎ)亚特（Ma’at，秩序(zhìxù)）的恢复，并非通过毁灭混乱，而是通过压制与平衡来维持宇宙秩序。 讲到混沌之蛇阿佩普（Apep），它是阳神拉(lā)（Ra）的宿敌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拉便驾驭太阳船穿越冥界，而阿佩普则伺机(sìjī)吞噬他头顶的太阳圆盘，使世界(shìjiè)陷入永夜。尽管拉每次都能将(jiāng)其击退，阿佩普却从未被彻底消灭。这场(zhèchǎng)每夜上演的对抗，象征着古埃及人对宇宙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理解——平衡并非静止(jìngzhǐ)，而是在持续的动态中维持。这一神话，凝聚着古埃及文明深邃的哲学智慧。 古埃及(āijí)神话中，名为阿佩普的巨大蛇怪是太阳神拉（坐船(zuòchuán)上头顶代表太阳的圆盘者）的死对头（开罗埃及博物馆） 恰逢2025年(nián)为中国传统农历的“蛇年”，这一生肖在古埃及文化中也(yě)拥有深远的象征意义。 在图坦(tútǎn)卡蒙(kǎméng)的(de)黄金面具上，昂首的眼镜蛇代表着下埃及的守护神(shǒuhùshén)瓦杰特（Wadjet）。约公元前3100年，在纳尔迈（Narmer）统一上下埃及之后，瓦杰特的眼镜蛇图案与(yǔ)象征上埃及的女神奈赫贝特（Nekhbet）的秃鹫并列于法老王冠之上，象征国家统一与神圣守护。 图坦卡蒙金面具，上饰有(yǒu)眼镜蛇和秃鹫 开罗(kāiluó)埃及博物馆 （法新社 Amir Makar 摄） 与(yǔ)之齐名的还有(háiyǒu)列涅努忒（Renenutet），一位主管食物与收获的女神，同时也是粮仓的守护者。在古埃及(gǔāijí)艺术中，她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眼镜蛇，或是一位头戴眼镜蛇饰的女性神祇。由于(yóuyú)蛇贴地而行，古埃及人将其视为与大地母性密不可分的象征——既代表繁衍生息(fányǎnshēngxī)，也与冥界相连。在王室陵墓中，蛇的形象(xíngxiàng)常见于壁画与雕刻之中，象征守护法老灵魂前往来世的旅途。 “两个文明都极为重视统一、精神信仰(xìnyǎng)与死后的世界。” 薛江指出，“古埃及(gǔāijí)人相信来世的辉煌永恒——墓葬是灵魂的宫殿；木乃伊、护身符与《亡灵(wánglíng)书》则共同守护亡者在冥界的平安通行。” 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(jīnzìtǎ)之巅”现场展示的木乃伊棺椁 （高尔强 摄） 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同样怀有对(duì)永恒不灭的强烈渴望，这份执念深深扎根于(yú)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之中。在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，良渚(liángzhǔ)文化（约公元前3300年至(zhì)公元前2300年）的遗存生动展现了这一渴望的物质体现。考古学家在良渚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，如玉琮、玉璧和玉钺等，这些器物(qìwù)被视为具有防腐保身、助力灵魂通往永恒的神秘力量。 到了(le)西汉时期，雕工细腻、气韵非凡的(de)玉龙和玉马同样作为陪葬品出现，承担起引魂升天的神圣职责。 汉代墓葬出土(chūtǔ)的玉龙（南京博物院） 一些学者认为，龙(lóng)——中国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图腾——可能起源于蛇、鳄鱼，或两者兼具，因为鳄鱼曾广泛分布(fēnbù)于黄河流域。 在古埃及(gǔāijí)文明中，动物不仅是自然界的成员，更被视为神圣的存在。许多动物被赋予了宗教意义，成为神明的象征、化身甚至载体。这一(zhèyī)信仰深深植根于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观察和宇宙(yǔzhòu)秩序的理解之中。 古埃及的许多神明都拥有动物(dòngwù)头部或直接(zhíjiē)以动物形象出现，这(zhè)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，更反映了他们(tāmen)认为动物拥有神圣力量或象征(xiàngzhēng)(xiàngzhēng)特质。比如象征天空、王权、太阳和远见的荷鲁斯（Horus）是鹰头人身；象征死亡、木乃伊和防腐术的阿努比斯（Anubis）是豺狼头；象征家庭、守护以及温柔与激烈并存的巴斯特（Bastet）是猫头或全猫形象; 象征智慧、书写、月亮的图特（Thoth）是朱鹮头（或狒狒(fèifèi)）。母狒狒则同时也常常(chángcháng)象征母性，而尼罗河谷的河马因其凶猛被认为能够抵御邪恶，甚至被奉为女神。 这种人(rén)神合一的表现反映了古埃及(gǔāijí)人认为动物代表了自然力量的不同维度，而神明正是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。 同时(tóngshí)，古埃及的(de)(de)动物崇拜：不仅是象征(xiàngzhēng)，更是信仰实践。 在巴斯特女神信仰盛行的城市布(bù)巴斯提斯（Bubastis），猫被视为神圣之物，伤害猫是重罪。很多家庭会饲养猫以求神灵(shénlíng)庇佑。在孟斐斯地区，活着的圣牛被视为冥界神冥王皮塔(pítǎ)的化身，一生受到王侯级待遇，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。古埃及人对自然万物怀有深刻的敬畏和观察力，他们相信每种动物都具有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或本质(běnzhì)：比如鹰能直视太阳（荷鲁斯的天眼）；猫在夜间行动敏捷（连接黑夜与神秘的象征）；朱鹮行为规律（图特的智慧与计算力）等等。 圣甲虫在古埃及(gǔāijí)(gǔāijí)文化中象征(xiàngzhēng)永生，这(zhè)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。圣甲虫，尤其是蜣螂科，滚动粪球并将其埋入地下作为幼虫的食物，这一行为象征“从废物中诞生新生”，寓意生命的循环与重生。古埃及人将圣甲虫视为太阳神拉（Ra）的化身，认为它滚动的粪球如同太阳在天空运行，象征光明(guāngmíng)战胜黑暗，生命永续。正因如此，圣甲虫形状(xíngzhuàng)的护身符(hùshēnfú)广泛用于墓葬，作为保护亡灵顺利转世的神圣符号。 古埃及艺术的(de)优雅与写实在动物形象的描绘中达到巅峰——艺术在此处最直接地拥抱着生命。象牙制的马鞭柄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奔跑中的马形；化妆盒仿照野鸭的造型(zàoxíng)；狮形石质滴水嘴既是装饰，也是建筑的守护神。 神庙壁画中动物形象随处可见，狮身人面像(shīshēnrénmiànxiàng)就是人兽(rénshòu)合体思想的(de)集中体现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选择饲养的动物往往带有宗教含义，甚至可能供奉在家中小型神龛中。而(ér)在丧葬文化中，许多动物会被制成木乃伊，与人类一同葬入墓中，以陪伴死者进入来世。 古埃及的动物形象——尼罗河和河马(hémǎ)和作为容器的水鸟 古埃及(gǔāijí)玻璃圣甲虫（陈中秋 供图） 古埃及社会以法老为(wèi)权力核心，由祭司、文士与工匠构成上层结构，农民与奴隶(núlì)则处于社会底层。然而(ránér)，在这套严密的等级体系(tǐxì)中，女性并非完全被排除于权力之外。哈特谢普苏特（Hatshepsut）便是其中最(zuì)杰出的例证——她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以“国王”身份正式登基(dēngjī)的女性法老，自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58年间独立执政(zhízhèng)。她修建了雄伟的代尔·巴哈里神庙，大力发展贸易，重启通往非洲邦国“蓬特”的远洋贸易航线，并维持国内稳定(wěndìng)，被后世誉为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。 哈特谢普苏特像(tèxiàng)（图源：Getty Images） 在(zài)中国古代，与哈特谢普苏特相对应的(de)女性人物或可视为商朝晚期的妇好。她生活于公元前(gōngyuánqián)13世纪(shìjì)，是商王武丁的王后。甲骨文记载显示，妇好曾多次率军出征，屡建战功，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将领之一。她还(hái)主持重要的宗教祭祀，掌管国家礼仪，并在国家政务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，随葬品极为丰富，其中包括大量玉器，显示她在生前地位之崇高(chónggāo)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玉(yù)人 “这些(zhèxiē)开创性的(de)女性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大文明的风采——既有惊人的共通之处，也展现出引人入胜的差异。”薛江说道。 今天，中埃(zhōngāi)(zhōngāi)考古学家的持续合作，正不断深化两国的文化纽带。自(zì)2018年起，中埃联合考古队持续在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中，对孟图神庙展开发掘。2023年，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埃及最高文物(wénwù)委员会牵头组建(zǔjiàn)了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，对开罗以南萨卡拉地区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出土的约1000具木棺(mùguān)及相关文物进行整理、数字化扫描、影像采集与深入研究，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库(shùjùkù)技术(jìshù)开展长期追踪研究与保护，最终将(jiāng)以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三种文字向全球发布研究成果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历史与艺术研究专家薛江博士，担任该项目中方负责人。 中埃联合考古现场(xiànchǎng)，右为薛江 此外，两国还联合提名中国白鹤梁题刻与(yǔ)埃及罗达岛(luódádǎo)尼罗(níluó)米特遗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白鹤梁位于重庆奉节，是一块巨大的水下花岗岩石梁，以密布(mìbù)其上的水文题刻闻名，记录了自唐代以来的水位、洪涝与干旱信息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(gǔdài)水文年表”。而尼罗米特则坐落于(zuòluòyú)开罗市中心罗达岛南端，是古埃及及中世纪用于监测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，曾直接关系到农业税赋(shuìfù)与灌溉计划。这两处水文遗址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埃文明对水资源(shuǐzīyuán)管理的高度智慧，也为全球理解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。 如今，一份古埃及—赫梯和平条约(tiáoyuē)的复制品常年陈列于纽约联合国总部。这份条约大约缔结于公元前1259年，被称为《卡迭石条约》，由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签署(qiānshǔ)，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(xiàncún)国际和平协议(xiéyì)。 《卡迭石条约》——人类历史上(shàng)最早的(de)现存国际和平协议（薛江 供图） “联合国展出的这份复制品，是(shì)外交智慧与人类对和平不懈追求的象征。古埃及与中国都高度珍视(zhēnshì)和平。”薛江说。 “古埃及和中国给予我们的(de)永恒启示是：文明不仅由石头与青铜铸就，更由远见卓识构筑。”他补充道，“两大文明都以(yǐ)独特方式探索生与死、权力与正义(zhèngyì)、自然与神性的关系，映照出人类最早的精神(jīngshén)追求。正如滋养它们(tāmen)的河流依旧奔腾，它们孕育的思想也将持续流传，生生不息。” 上博埃及展展览现场(xiànchǎng)（高尔强 摄）